2025-04-14 20:51 点击次数：121
1939年1月，叛徒刘黑七带领部队向东进犯，进入了掖县和平度地区。当时，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二十一旅，与不久前才归顺的赵保原部队联手，共同抗击刘黑七的入侵。
我们部队的主力是二十一旅六十二团，他们在平度县高望山的西南方向设下了防线。赵将军的队伍则作为后备力量，驻扎在高望山一带，随时准备支援。
吴幸之当时担任六十二团三营的政委，他和营长杨德之、副营长林月樵一起，按照上级的指示，带领着全营三个连，总共四百多名战士，参加了围攻高望山西南国家埠附近村庄敌军的战斗。这场战斗持续了一整天，从清晨一直打到太阳快要下山。敌军发起了全面进攻，我军则在各条战线逐步撤离战场。
当晚，三营和二十一旅指挥部一同向东北方向转移，抵达掖县的金牌和南宿，与五支队司令部汇合。预计敌人会攻打掖城，二十一旅政委李耀文和政治部主任张加洛带领两个营在夏邱堡北边的公路东侧试图阻击敌人，但未能成功，敌人直接冲向掖城。驻守掖城的部队和机关人员随即撤离。1月16日傍晚，掖城被敌人占领。
在这场战斗中，赵保原的部队表面上说要和我们一起打敌人，但实际上根本没参与作战。更过分的是，当我们二十一旅的部队从高望山一带往北撤退时，他们居然趁机抢走了我们后卫部队掉队士兵的枪支。
我所在的二十一旅陆续转移到掖城东北方向的秦家附近，刘匪的部队紧跟其后，双方在秦家再次爆发战斗。战斗结束后，我方部队撤出战场，在掖县五区的柳园滕家一带集结，随后迅速前往黄县进行休整。
在战斗接连失败、部队士气不振的情况下，二十一旅不少战士偷偷跑回了老家。吴三营原本有将近五百名士兵和枪支，等他们撤退到柳园滕家和招远县磁口附近的烟潍公路一带清点人数时，只剩下二百七十多名士兵和武器了。
敌人占领掖城后，子变得非常糟糕。
1938年3月，三支队刚成立那会儿，我们在掖县建立的县、区、乡、村各级抗日政府基本都运转不下去了。特别是北掖平原那边，形势特别严峻。老百姓人心惶惶，气氛压抑，而汉奸们则特别猖狂。
1939年3月，二十一旅的六十二团和五支队的一个团，由高锦纯司令带领，先围攻打招远城的敌人，然后迅速返回攻打掖城。虽然两次战斗都没能拿下城池，但这些行动极大地激励了掖县的广大群众。
地方工作队的核心职责包括：寻找并招募那些回到老家的原部队成员，壮大武装力量，打击汉奸势力，向群众宣传动员，组织抗击敌人，同时协助掖县党政机构恢复正常运作并推进各项工作。
吴幸之他们接到指令后，趁着夜色，从招远和莱阳边界的一个村子突破敌人的防线，顺利回到了北掖。随后，他们立刻开始执行李炳令安排的工作。
他们迅速组建了地方工作队，安排赵冲宵主管组织工作，盛旭东负责宣传工作，吴竹斋管理后勤事务。紧接着，他们开始全力扩充武装力量。
通过私下沟通和大力宣传，原本分散在老家休整的军人陆续返回部队，同时还招募了不少新兵。短短不到一个月，地方工作队就成功组建了直属的五个大队。
五个大队的排序是根据各自大队长的年纪来定的。头一个大队的队长是赵顺信，也就是赵伯卿，以前是三支队特务大队的中队长；第二个大队的队长是盛理善，之前是三支队第六大队的队长，后来还当过二十一旅的参谋；第三个大队的队长叫丁成发，原先也是三支队的一个中队长；第四个大队的队长是曲鹏飞，以前在二十一旅六十二团三营担任副营长；第五个大队的队长是孟广照，他曾在三支队的一次反顽战斗中担任过某路的指挥。
各个队伍的规模逐渐扩大，少的只有三四十人，多的则有五六十人。最初，大家手里的枪不多。那年夏天，地方工作队在西由北单山村建了个小兵工厂，雇了差不多十个人，生产了将近一百支步枪，分发给各个队伍。这些队伍分散在北掖西各个地区驻扎。为了行动方便，大家都穿着普通老百姓的衣服。
地方工作队一边忙着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打击敌人，一边也不忘向老百姓宣传讲解。他们经常派便衣队员去侦察和盯梢敌人的动向，或者派出部分武装力量去拦截那些从掖城出来抢劫的小股敌军。有时候，地方工作队还会组织各大队在晚上假装攻打掖城，让敌人摸不着头脑，等到白天再悄悄撤退。
在掖城周边和烟潍公路沿线，我们秘密布置了十多个情报站，这些站点由地方工作队统一管理，并制定了高效的情报传递机制，因此对掖城敌军的动向掌握得既迅速又精准。地方工作队及其武装力量对敌军进行严密监视、频繁骚扰和有效拦截，使得敌军不敢轻易派出小股部队行动。敌军的活动范围因此受限，大多只在距离掖城三到五里的村庄内活动。
地方工作队刚到掖县开展工作时，掖县的党政机关已经搬到了黄县和掖招交界地带。吴幸之等人一直在努力联系，直到七八月份才见到掖县政府的沈石如。之后他们与当时的县长于烺取得了联系。不过，那时候县政府人手不多，行动隐蔽，位置经常变动，因此地方工作队很少有机会向于烺汇报情况或讨论工作。
吴幸之他们一直没能联系上县委的负责人，原因是当时县委的工作方式已经变得隐蔽和分散。过了很久，吴幸之才打听到，县委的负责人藏身在六区的一个村子里，借助一家商号作为掩护继续开展工作。
虽然没有直接联系到县委，但地方工作队的几位领导都是北掖本地人，他们之前是掖县三支队的干部，有些还是抗战前就入党的老党员，对掖县的情况了如指掌。加上掖县党组织建立得早，基层组织和群众基础都很扎实，这让地方工作队的工作能够迅速铺开。
那时候，掖县的党组织处于松散无序的局面。无论是党组织还是党员，都不公开露面，所有活动都暗中开展。
吴幸之等人走访各个村庄，联系他们以前认识的党员，比如三区的仲福堂、四区的朱希文和郑芳，五区的原世忠，还有六区的郑祥斋和马宪义等人，成功与他们取得了联系。工作队向他们分析了当前的情况，激励他们在困难时期更要发挥党员和党组织的作用，并一起探讨如何联系其他党员，恢复组织生活，推动工作进展。
这些区域的众多村庄里，党支部和党小组迅速得到重建。基层党组织的成员，不论党龄长短，都积极与地方工作队取得联系，并承担起相应的工作职责。
地方工作队每到一处，都会在村里组织群众开会，向他们宣传抗战思想。同时，他们还到西由、平里店、朱桥等村镇，召集当地有影响力的地主、乡绅和商人，向他们讲解当前的抗战形势、政策和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争取他们加入或支持抗战工作。通过努力，他们成功团结了一批商人，这些商人利用与外地的联系，帮助我们从敌占区运来急需的物资，比如纸张、日用品和手表等。有些商人甚至冒着风险，偷偷为我们运送敌人禁止流通的物品，比如药品和旧电线等。
当地工作组多次组织区域性的教师会议，逐步重启了之前关闭的学校。
那年夏天快结束时，我们五支队西方战区独立团在渤海那边和日伪军干了一仗。战斗中有几十个兄弟受了伤，后来用船把他们送到了三山岛。当地的工作队二话不说就把伤员们接了过来，安排得妥妥当当，还帮忙转送到别的地方。他们还在西由那边找了中医和西医，专门给这些伤员看病。
当时，地方工作队管理着石虎嘴、三山岛、黑港口、海庙后和虎头崖这五个小型海港，负责征税。过去，掖县的居民常去平津和东北的大城市做生意。但在战争时期，敌人控制了大城市，对农村和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掠夺和封锁。商人们发现通过陆路和主要港口运输货物变得困难，于是他们转向使用帆船和木筏，在那些大船无法停靠的小港口间穿梭。这样一来，掖县的这些小港口比以前更加繁忙和兴旺了。
为了吸引商人从敌方控制区运送我们急需的物资，同时阻止不必要的物品或违禁品进入，地方工作队在五个小型海港设立了税务检查站，并安排了专门的人员。为了便于管理，梁仙九被指派负责虎头崖和海庙后，而王萌堂则负责黑港口、三山岛和石虎嘴。整个税务工作由地方工作委员会的王伯英负责。他们定期与商人和船主交流，进行教育和宣传工作。
掌握了海口之后，税收工作顺利展开。地方工作队及其下属的五个武装大队，除了吃饭由掖县群众提供外，其他所有开支都靠税收自给自足，甚至还有大量剩余。这些剩余资金被用来为前线部队采购了大量纸张、药品、布料等物资。到了当年十月底，地方工作队解散时，还向五支队后勤部移交了大批物资和款项。
1939年4月至10月，地方工作队在掖县开展工作期间，老党员姜兢一和滕绍武在三区带领的海防大队，以及马英忱负责的同义抗日救国会也活跃在当地。他们各自组建了二三十人的队伍，在发动群众、维护掖县安定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王子斌、芦啸秋、王铁城等人打着抗日的旗号搞些暗杀活动，但都是小打小闹，没形成什么气候。尤其是芦啸秋那帮人，无法无天，随便抓人杀人，到处敲诈勒索，生活糜烂，惹得老百姓怨声载道。王铁城还趁机公报私仇，杀害共产党人。后来，芦啸秋和王铁城都被政府依法处决了。
地方工作队的五个大队里，人员的思想和工作态度各有不同。吴幸之等领导在管理队伍时，虽然制定了严格的规定，也重视思想教育，但还是出现了少数人违反纪律的情况，甚至有领导贪污腐败，造成了恶劣影响。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反思，从中吸取教训。
1939年，掖县局势动荡不安，社会秩序混乱。在当地工作队的努力下，他们按照五支队的部署，经过近一年的工作，成功组建了一支地方武装力量。这支队伍在动员群众参与抗战、重建各级政权、维护地方稳定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他们还为前线筹集了大量物资，基本实现了五支队下达的各项任务目标。
1939年末，第四区队经过调整，成为六十四团第三营，随后撤离了掖县。与此同时，第一总队的政治处被取消。同一年底，吴幸之重新回到了第五支队的政治部工作。